冉云飞：一场读书引发的血案

留守儿童因没有父母的陪伴与照拂，造成心理诸方面的伤害，但这还不是留守儿童最糟糕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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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读书引发的血案》

文/冉云飞

从标题来看，你能立马猜到我要写哪桩与读书有关的血案么？换了是我，如被别人这样问，也颇费思量，因为在我们社会发生与读书有关的血案太多。而由读书引发的血案还与“钱钟局困局”有关，那到底是件什么事呢？“钱钟书困局”又指的是什么呢？

从因被老师、家长打骂而跳楼自杀的学生；次到因军训，学生与教员斗殴暴发血案的；再到有犯罪人员专到幼儿园、学校去砍杀无辜师生；接着便是因没钱读书而投河或上吊自尽者。总之，不一而足，这样的事多到令人麻木的地步。

麻木也就罢了，还因发生得比较频繁，使得前一个“热点”马上被另一个“热点”掩盖的地步。信息的覆盖性已让人抓狂了，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还有机构和人心怕你记得此事，制造舆论引导，让你接受错误信息或者遗忘该信息。这个时代的悖论在于：一方面是噪音太多，但另一个方面有价值（意谓其准确而有真相）的信号却又太少。

当然对于频繁出现的新闻记忆比较深的人来说，也许能猜到我要讲的就是9月1日开学当天，在湖北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东方小学发生的一起八伤四死的校园血案。起因是农民工陈严富的女儿因为未完成暑假作业，而被学校拒绝报名之事（有报道说是老师只意在吓唬一下陈氏父女）。从新闻报道，我们甚至获知陈严富的老乡说，他四次向老师求请，只差给老师下跪，以便让孩子到学校读书。暑假作业未完成就被学校拒入学报道（小孩的祖父说作业已做完），这违背义务教育的显然错误，却因老师的坚持显得比较让人刺眼。家长深感受辱，因此走上了一条鱼死网破的不归路。

你以为学校与老师就不知道，不做作业不准学生报名上学，是不被允许的事吗？答案是他们当然知道。为何当然知道的事，他们还要违抗并在陈严富四次求情下坚持呢？不排除具体执行的老师可能没有同理心，缺少人性的温度。但即便是有些相对还算称职的老师，遇到这样的“差生”也只有冷嘲热讽，或者也会如此拒绝，因为这事涉学校的命根——升学率、合格率、及格率这“三率”的达标。不以学生为中心，只以教育官员为中心的、机械呆板的教育管理制度，必然使学校及老师哪怕想网开一面，也会逐渐冷血。血一冷，管理与做法非人化，就再也不是什么难事了。年深日久，有的学校与老师犯起错来就毫无掩饰乃至肆无忌惮了。不特如此，以我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形来度量，学校领导不会因此血案受到惩处，一些老师也不会因此改进，随时日的迁延而不了了之。

有人会说，让孩子做暑期作业不是孩子理所当然的事，不是家长应该督促之责么？我觉得抽象地看这话是有道理的。但如果你稍有耐心，看完这篇报道，就会知道不能完成暑期作业的陈某是留守儿童，父母长期在外打工。这样的孩子未能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甚至学习上有障碍不是小概率事件，何况他们还背负着亲人不在身边的孤独无助、焦虑不安所带来的系列心理问题呢？再者，陈严富作为底层的打工者，因生活之艰，没有时间陪伴孩子，虽然他意识不到陪伴是使孩子获得安全感的必要保证，但他也未必不从内心产生一点没能陪伴孩子的内疚。退一万步讲，即令他有陪伴孩子的时间，他也可能没有督责其做好暑期作业的能力，因为他可能就是个文盲。在孩子厌学的情形下，做假欺骗家长说作业已做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但到了学校即露了馅。

陈严富杀人当然是犯罪，杀人之不对应该是一种常识性共识，但他的自尽能减少这类事的发生么？任何稍有中国生活常识的人都不应该如此遐想。于是有人支招，说他应该像其他家长一样，擅长使红包来解决问题，不愁老师和学校不就范。但问题在于，这可能又进入了“何不食肉糜”的怪圈之中，陈严富可能不仅不懂得如何送礼，更没有钱可送。当然他可以在知道孩子未完成作业后，像不少家长一样，打自己的孩子，逼迫她完成作业，让老师接纳其入学。也许陈严富发觉其女作业未完成时，已到了快开学之期，无法用棍棒来完成这个任务了。但如果陈严富强打孩子，孩子不堪其苦，像他杀人后一样纵身一跳，自杀而亡，也许大家一阵唏嘘感叹，也就完事了。就像前几天缴不起两千元上学费用，跳河自尽的母子一样，两个鲜活的生命与水泡般无二地完成了自己被时间冲走的必然命运。

对滥杀无辜的人，不能获得人们的同情是必然的，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是报仇找错了地方。就算我们不必为陈严富辩护，也得知道整个中国有六千万留守儿童的现实，这必将是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很多人庆幸自己的孩子不是留守儿童，觉得留守儿童的问题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困扰，这是典型的短视。即便你的孩子有幸不是留守儿童，也要与许多由留守儿童长成的成人一起生活，这个残酷的现实是许多人逃不掉的。我们固然不必妖魔化留守儿童，但长期不与父母一起生活的现实给人造成的心理诸方面的创伤，其长大成人以后所留下的后遗症，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留守儿童因没有父母的陪伴与照拂，造成心理诸方面的伤害，还不是留守儿童最糟糕的现实。民间有少部分学者呼吁关心留守儿童的问题，官方当然也不会不表达其“关心”。比如四川的电视台播放一个关于留守儿童的公益广告“全民阅读”，其中说四川有三百万留守儿童，他们缺少阅读的书籍，号召大家捐书籍给留守儿童。这公益广告的背景画面与声音，是一群留守儿童在读：“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一方面你没有钱读书，无法上学，另一方面你上了学，学的不仅不会使你聪明，反而使你更加愚蠢。这就好比你一方面没有东西吃，会饿死。如果赏你点东西吃，你却会慢性中毒而死。从表面看上去好那么一点，因为食品中的毒性不那么容易分辨，但其有毒是有意人为的。这便是我所说的“钱钟书困局”之一：“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

事实上，中国社会的矛盾从来不是单线条的，而是错综复杂的。在陈严富不惜杀人以换取其孩子入学的权利时，却有许多相对有钱的家庭，正在思谋着逃离如今被应试教育严防死守的学校教育。表面上看，这二者形成了一对矛盾，其实这是教育没有竞争，不能满足不同层次受教者需求的“围城困局”。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所有人在免费的义务教育阶段，应该享受相对比较公正平等的教育。在这样的基础上，再让各种教学效果可能更好、教学方式更有创新的私立学校，来满足那些相对有钱家庭之学生的教育需求，而不是对所有学生一刀切。这既保证了一定程度的公平，也解决了人们对教育需求的不同选择。无论是不让你进学校——包括以北京、上海等地开始的“教育平权”的矛盾，即所谓“异闹”与本地受教者的冲突——还是你想逃离学校而不能（比如有父母因无钱送孩子上学，但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不仅不免费，还大言不惭地公开起诉家长），都摆脱不了整个中国教育目下无处不在钱钟书式的“围城困局”。

简言之，十堰市郧西县这个读书血案，既与教育平权有关，亦与教育还是教愚有关，这二者共同组成了典型的在教育上的“钱钟书困局”。血案发生后，谴责滥杀无辜学生，加强学校安保，都是一点都不会出错的“政治正确”的举措。但这治标不治本的举措，对下次血案的再度发生，不会有多大的作用，只会重复老掉牙的伤人惨剧。学校生产的大多可能是教愚，却是有些人想争取也不得的，被户籍制度和出生地这样的围墙给隔着了；上了不学被知识给隔着了，上学了被教愚给隔着了。一如真相与谎言被防火墙给隔着了，群体与个人被分成三六九等地区隔着，接受原子格式化的命运。由于互信度很低甚或不存在，人们的精神永远找不到真正的链接点。每个血案背后的“钱钟书困局”增加了血案从制度上的不可阻遏性，而制度上的不可遏，使悲剧时常发生，增加“钱钟书困局”的长期存在。

关于作者

冉云飞，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作家，任职于《四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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